高兴死了(我正在人生低谷,我现在高兴死了)

珍妮·罗森

“愿灵魂安息吧。”这句话相当自私。它的根本意思是:“待在你的坟墓里,别在我身边游荡”。相反的一句话会是:“动不动翻个身吧”和“去跑个步吧”。


我一直很好奇:刚学会飞的小鸟会不会试着停在云朵上?如果会,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好像你以为自己已经走下了最后一级台阶,但实际上还有一级,于是你摔了下来,发出一声“哦”的惨叫,引得周围所有人都看着你?那可太糟糕了。不过,就算小鸟干了蠢事,从云朵里摔了下来,它们至少也不会被其他人看见。


没错,我的礼物是学习用品,我还为此开心得要命。那是一段单纯的岁月。也许就是所谓的色拉岁月。


每当海莉告诉我学校里有孩子欺负她时,我总想去找那些孩子,告诉他们我就是未来的他们,会遭遇很痛苦的失败。我大概还会说:“看看你长大后会变得多胖!”


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一直在宣传“不要甘于平庸,要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之类的想法。你已经极其与众不同了。每个人都极其与众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警察要用指纹来鉴别身份。所以,你已经极其与众不同了……只不过这种“不同”和其他人如出一辙(这种“不同”喊起来确实不够响亮,也不会被印在任何一次游行的T恤衫上)。


如果你在一碗彩虹糖上放一堆变色龙,在这一堆变色龙上再放一堆变色龙,结果会怎样?这算是科学研究吗?如果算的话,那么我终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要研究科学。


我的脚很疼。每走一步,剧烈的疼痛会一直延伸到我的脊柱。我只说了一句:“哦,去你的。”随即把脚小心翼翼地从鞋子里拔出来,


我回过头看着酒店,发现自己一路往市中心走去时留下的脚印很不对称。一只又小又白,闪着亮光,而另一只样子畸形,每个脚跟处都汇集了几滴鲜血。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人生的隐喻。一边光彩明亮,充满魔力,总能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总有好运降临;而另一边浑身是伤,跌跌撞撞,永远跟不上现实的步伐。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事实如此。毕竟,我的确有点疯狂。在这方面,我甚至不必假装我很擅长。


论美国的民主

[法]托克维尔

“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


国民主的“暴政”表现,首先反映在舆论的统治


“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


个人主义有使公民们逐渐拒绝参加社会生活的消极作用,人们总是很难放弃私事而去担任公职。于是,把公益工作都推给国家,使国家走向集权的道路。


但在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民主有转化为专政的危险。“在平等的原则依靠暴力革命手段而取胜的民主国家”,这种危险尤其大。


人民从未奢想享有非分的社会地位,也决没有想过自己能与首领平等,觉得自己是直接受首领的恩惠,根本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当首领是宽宏而公正的人时,他们爱首领,并对服从首领的严厉统治没有怨言,不感到卑下,好象这是在接受上帝给予的不可抗拒的惩罚。此外,习惯和民情也为暴政规定了界限,为暴力的行使定出了某种约束。


为拯救人类自由而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但在我们这一代,却又经常见到一些出身高贵和道貌岸然的人,持有与其高雅的身分完全不符的见解,他们反倒夸奖起卑躬屈节来了。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把自由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们自己已经体验到自由如何神圣和伟大,


但在我们这一代,却又经常见到一些出身高贵和道貌岸然的人,持有与其高雅的身分完全不符的见解,他们反倒夸奖起卑躬屈节来了。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把自由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们自己已经体验到自由如何神圣和伟大,并且大声疾呼,为人类要求他们自己就从来不知其为何物的一些权利。


我们不能安于我们因独立而应当得到的一切。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或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如有必要,应当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所讲的,已经足以说明英裔美国人文明的真正特点。这种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成分结合的产物(这个来源应当经常记在心中),而这两种成分在别处总是互相排斥的,但在美国却几乎彼此融合起来,而且结合得非常之好。我们说的这两种成分,是指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 新英格兰的建设者们既是自己教派的热心拥护者,又是大胆的革新者。尽管他们的某些宗教见解失于偏颇,但他们却不怀任何政治偏见。 因此,出现了两种各不相同但又互不敌对的趋势。无论是在民情方面,还是在法律方面,这两种趋势到处可见。 人们出于宗教观念而抛弃了自己的朋友、家庭和国家。我们尽可完全相信,他们为了追求这种精神上的享受,确实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又以


在一个民族最不容易改变的事物当中,仅次于习惯的,就要数民法了。只有搞法律的人熟悉民法,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学过法律、能够找出理由把法律解释成好法或坏法、从维护法律当中可以直接获利的人,才熟悉民法。民族的大部分成员不解其中的奥妙,只能从个别的案例中看到这些法律的作用,很难识别它们的倾向性,而是不加思索地予以服从。


法国人之所以能使世界天翻地覆,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古老信仰,革新了自己的古老民情,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的东西并为一切新的东西铺平道路的哲学方法,以及普遍推行了这种方法。


我们决不要忘记,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因此,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


任何革命都要动摇旧的信仰,削弱当局的权威,贬低原来的常规思想。因此,所有的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使人自主和为每个人的精神开辟几乎无限的活动空间的效果。


当旧社会的各阶级间的长期斗争结束后而使人们的身分平等的时候,对他人的忌妒、憎恨和轻蔑感,以及自己的高傲和过分自信感,可以说会立即涌上人们的心头,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人品支配作用。这种与平等背道而驰的现象,对在人们之间创造隔阂,使人们互不相信对方的判断而只依靠自己去获得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不错,凡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决没有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也决没有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法。


反之,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他们发现彼此都接近,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不会专注于人类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视野开阔,一直扩大到全人类。在他们看来,凡是可以用于本身的真理,都可以同样地或以同样方式用于其每个同胞或同类。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的和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染上喜欢一般观念的习惯,就会把这种习惯移用于其他工作中去。于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的需要,就变成人们思想的一种热烈的而且往往是盲目的激情。 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最能证明我上述的一切是真理。 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以种种办法证明,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然而,所有的史料又在证明,古代有些名人在未获解放以前曾是奴隶,其中还有许多人有名著传世。他们虽然也曾目睹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他们当时依然认为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不是身为奴隶主贵族的一分子,就是至少认为当时建立的贵族制度


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确定不移的观念,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只靠自己的理性努力去取得这种观念,因而又使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他们所发现的仍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概念。


至于我,我怀疑人们能够永远既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应当承认,平等虽然给世界上的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但使人养成了一些我以后将要指明的非常危险的禀性。平等使人们彼此独立,使每个人自顾自己。


这是人们的智力活动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即愿意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不惜牺牲逻辑而求和解。


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设想,因为一个暴君可以将其恩泽平等地施于臣民,但让臣民们愚昧无知,以便于更容易奴役他们。


我一想到这样的民主社会,立刻觉得自己好象被抛进一所低矮、昏暗和沉闷的小房子里,虽然外面有时射进一道一道光线,但很快又变得微弱而终于消失。我突然觉得心情沉重,闷得喘不过起来;我在黑暗中四下摸索,希望找到一个出口,好到外面吸点空气和见到阳光。但是,这里所作的一切假想,并不适用于开化已久,在废除规定财产永久归于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特殊法令和继承法以后仍然保有自由的民族。 当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的人民是个开化的民族时,他们不难明白没有任何东西应当限制和强其他们安于现状。 因此,他们每个人都要想方设法去改进现状;而如果他们都是自由的,则每个人都将大显身手,但不一定获得同样的成果。当然,立法机构不会再给予人们以特权,但天赋会给予人们以这种特权。天赋的不平等是很大的,所以财富也将因每个人运用其才智去致富的情况而出现不平等。


当不再存在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而每个人只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则财富方面的高下之分,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凡是可以激励、扩大和发挥智力的东西,都将立即身价倍增。


在民主社会,既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自己有钱而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又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无望改善处境而不再进取的阶级。每个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是希望掌权,有的是希望致富。


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而你本身已被裹进席卷万物的激流,并且每天都漂浮在这个激流之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呢?


  • 在贵族制社会里,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世代代永远居于群众之上,所以它自然而然地会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
  • 他们虽非终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至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于其上了。

  • 美国的法律承认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却对剧作家实行一种检查制度。

  • 有一种平等可以在政治界建立,但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一个人,则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从所有的人中以同样的标准选拔他的权力的代理人。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些假设。比如,一种极为高度的平等,可能与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或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

  • 自由带来的好处,只有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好处的来因,又经常不容易被人辩认出来。 平等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在感受到它的时候,立即知道它的来源。 政治自由可以使人享得最大的慰藉,但不是经常性的,而且只能使某些公民享得。

  • 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治者的,所以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在人心的所有恶之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

  • 当社会由少数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统治时,他们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的崇高思想,乐于主张忘我是光荣的,认为人应当象上帝本身那样为善而不图报。这就是当时的官方的道德原则。 我怀疑人在贵族时代会比在其他时代更有德,但我又确信人在那个时代会不断地讨论德行之美;至于德行的功用是什么,他们只能在私下议论。但是,随着人们的想象力日益衰竭,每个人便开始自顾自己,谈论道德的人也在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面前表示却步,不敢再向人们宣扬这种精神了。于是,他们只去研究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否在于为全体造福的问题;而当他们一旦发现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有符合和相通之处,便急于去阐明。后来,这样的发现与日俱增,而本来只是孤立的观察就变成了普遍的原理。最后,他们终于认为自己发现了人为他人服务也是在为自己服务,个人的利益在于为善。

  • 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美国的道德家们决不劝他们的同胞为了表现自己伟大而去牺牲自己。但他们却敢于宣称,这种牺牲精神对于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都是同样必要的。

  • 很早以前,蒙坦就说过:“我走上一条捷径并不是由于它笔直,而是由于我从经验中获悉它是一条最便于我和最适于我达到所定目的的道路。”可见,“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 我不认为我们全体法国人的利己主义大于美国人,我们和美国人在利己主义上只有一点不同,即美国人公开主张利己主义,而我们则口头上不说但实际上奉行。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可以保全其余部分。我们是要把全部利益都保住,而结果往往是全部丧失。

  • 今天,在旧大陆的某些偏僻地区,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在普遍动荡之中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小村镇。它们仍然保持原样不动,而它们的周围却在前进。这些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极其愚昧和贫困。他们不过问国家大事,但却经常受到政府的压迫。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怡然自得,而且总是心情舒畅。

  • 尽管美国人普遍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但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唯物主义思想。

  • 因此,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以及在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演出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在舞台上活动的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余的人都没有参加演出。他们任意规定一切事物,任意改变法律,恣意践踏民情。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竟会被一小撮无能卑鄙之徒所操纵,不能不为之震惊。 从古至今,只有美国人幸运,他们避开了我在上面指出的一切暗礁。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值得人们羡慕的。

  • 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美国人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国家应当理解的真理。

  • 在贵族社会,其实并不轻视一切劳动,而只轻视牟利的劳动。当劳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或只是为了修德时,劳动依然是光荣的。但在贵族制社会,为荣誉而劳动的人,也往往同时趋利,唯他们不向外表露,只把这两种愿望藏在内心而已。他们伪装得很好,使他人看不出两种愿望是相结合的。他们也容易隐瞒。在贵族制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是在要求为国家服务时而表示放弃利益的。他们的薪俸,在他们看来是小事一端。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此,而且经常摆出一副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样子。

  • 生活在情况易变的民主社会的人,眼前总是浮现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的影子,所以都喜欢从事偶然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事业。

  • 尽管农奴天生就不关心贵族的命运,但他仍认为自己对使他沦为农奴的人有效忠的义务;而贵族虽然认为自己与农奴并非同类,但他的责任和荣誉又迫使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去保护住在他领地上的人。 显而易见,这种相互的义务并非来自天赋权利,而是来自政治权利,而且社会由此获得的好处远非个人所能获得的。

  • 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感情已扩展到更多的事物上去。

  • 当人只靠家庭出身而不靠财产来划分等级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地位。他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向下跌落。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之间很少往来;但是,当偶然的事件使他们接触时,他们却可以随意交谈,而不希望和不担心彼此会混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但也不是强制的。

  • 进步并不是使性别不同的人去做几乎相同的工作,而是让男女各尽所能。美

  • 任何社会情况和任何法制,都不可能使人们相似得在教育、财产和爱好方面没有一点差别;

  • 因此,关于荣誉的规定,在没有等级制度的国家总是少于其他国家。如果建成使任何阶级都难于存在的国家,则有关荣誉的规定便将减少到为数不多的几条公约,而且这几条公约也会逐渐接近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道德准则。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关荣誉的规定将不会象在贵族国家那样离奇和为数众多。

  • 在中国,身分是非常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的考试,就可以由一个官职迁升到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是与官位的晋级息息相关的,而关于这种考试的思想,则已深深进入中国的民情。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经多次挫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怀有巨大野心。 我就政治问题所

  • 用不着我说,这种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和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指出,鼓励这种倾向的政府会使自己的安定遭到危险,甚至会使自己的生存遭到厄运。

  •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爱戴和尊敬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而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加紧控制每个人,并且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利用人们的激情去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久,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力量源泉,日久天长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动乱和衰弱的主要力量。

  • 因此,民主国家军队中极想升官的人,都渴望发生战争,因为战争会使军官出缺,最后还可以违反作为民主制度的专有特权的按年资晋升的规定。 我们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使人感到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热烈地希望发生战争的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人民则是民主国家的人民。这种反常现象的成因,是平等同时产生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

  • 我们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使人感到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热烈地希望发生战争的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人民则是民主国家的人民。这种反常现象的成因,是平等同时产生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

  • 我不想一般地诽谤战争。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有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遏止平等自然造成的某些倾向的过分发展,这时我们就必须认为战争是医治民主社会所染的某些痼疾的不可或缺的良药。

  •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 我一直认为,方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办法,可能比某些人的想象更容易具有自由的外貌,甚至可以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建立起来。

  • 我一直认为,方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办法,可能比某些人的想象更容易具有自由的外貌,甚至可以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建立起来。

  •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它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平等使人孤立和失去力量,但报刊是每个人都可阅览并能被最软弱和最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平等使每个人失去其亲友的支援,但报刊可以使他们向本国的公民和全人类求援。

  • 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实际上可以不要出版自由,而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如此。我不相信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的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能够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人身自由。

  • 自由不能靠别人施舍,而要靠自己去争取。自由并不是一种安静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的努力和创造。自由不是政府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治理结果;或者至少说自由不仅仅是走向目的地的出发点,不是一个给定的要素,而是象使各星球谐调的有规律的天体运动的目的。自由是制约行动的原则的结果。”

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

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


以一种孩子气的厚脸皮,在大庭广众之间把它们直供出来;并且确知在世界另一角落里必有和我同感的人,会表示默契。


白说

白岩松

我甚至认为将来,如果中国哪个城市再要申办奥运会,支持率只有70%,不意味着退步,反而意味着进步。


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全国人民支持率是97%。倒也不意味着咱们装假,而是那时我们还把幸福寄托在某种成就感和荣誉感上。我们还把个人的幸福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百年未圆的梦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瘾一定得过。


就好像中国人非得过足了开车的瘾,才会重新回归骑车和步行;非得把乱七八糟的情感都体验一遍,才重新体会到家庭的可爱。


其实炫耀读过多少书和炫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你开始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读书时,已经坏了。


“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的前进速度和能够到达的高度。


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独裁者手册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Mesquita B.B.D.) /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Smith A.)

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写道,任何寻求建立自由平等政府的人注定失败,“


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名义选择人集团刚刚触及到政治的门槛,仅此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英国或法国的名义选择人比苏联的“选民”好不了多少。在苏联,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权投票,尽管他们并不是真正在候选人当中做选择。第二个政治阶层由实际选择人组成。真正选择领导人的是这个集团。


当然这是个笑话—有规模很小的实际选择人集团,以及一个也许不超过几百人的致胜联盟,但没有这个联盟的话甚至当年他们的第一任领导人都早已灰飞烟灭。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

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八卦心理学

安晓良

在墨家创始人墨子的作品《明鬼》中就明确说“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他认为只要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相信祖先和神灵的威力足以奖赏贤能的人,惩罚昏暴的人,那么天下早就不会乱了。比墨子稍早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则说:“敬鬼神而远之”——他老人家并非不相信鬼神之说,而是采用淡化的态度不去谈论和接触它们——即“存而不论”的态度。尽管他们


每个人都有三重性格:他所显露出来的;他所具有但却未显露出来的;他认为自己所具有的。 ——阿方索·卡尔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笛卡儿研究心理学的最初目的其实是想找到怎么通过思想控制自己的情感,以便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随意操控自己感情,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人。


自我实现者以自己的价值和感情指导生活,不依靠别人来求得安全和满足,他们依靠的只是自己。 ——马斯洛


如果有一天一个老实内向的人突然变得油嘴滑舌到处扯淡,或者一个花花公子突然变得坐怀不乱性冷淡,这就要考虑他们是不是换上了精神病了。当然,后一种人还可能要从生理方面找原因。


娱乐至死

[美] 尼尔·波兹曼

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


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


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 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 12 世纪眼镜的发明和 20 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弗莱继续写道:“早已超越了这个语境并且进入了很多新的语境,这些新的语境赋予人类尊严,而不是仅仅反思它的盲从。”


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


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


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直到今天,美国的历史课本对此仍态度暧昧)。


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和 19 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


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


但是直到 40 年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说,只能达到每小时 35 英里的速度。


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大多是阿德雷德公主得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和政治版本——开始成为所谓“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


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


加弗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


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至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闲聊的谈资或在填纵横字谜时多一个词汇,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至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闲聊的谈资或在填纵横字谜时多一个词汇,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


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佼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


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 45 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 90 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


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谎,事实上说的却是实话;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说实话,其实却是在撒谎。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新闻报道,还不如说是关于新闻的报道。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存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


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这样想真是太幼稚了。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宗教在运用了电视资源后日渐攀升的受欢迎程度,会不会让更多的传统宗教理念变成疯狂而琐屑的表演?我前面提到,奥康纳红衣主教为了得到观众欢心进行了令人尴尬的努力,某教区的神甫则尝试把摇滚音乐和传教结合起来。我还知道有一个犹太教的拉比非常郑重地向教会提议,邀请帕瓦罗蒂在赎罪日演唱悔罪祈祷曲,他相信这样一定会让教堂空前爆满。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但正如汉娜·阿伦特说的,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附属于全国基督教教堂委员会的神学、教育和电子媒介协会成员,我完全能够理解“官方”新教教派对把新教改造成一种适合电视播出的宗教所表现出来的担忧。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大家达成一种共识: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虽然美国文化强烈反对“家庭”这个概念,但还是常有人警告,如果我们放弃了家庭,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就会丧失了。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是 1980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萨洛蒙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公正 : 该如何做是好?

[美] 迈克尔·桑德尔

哲学使我们原本熟悉的东西变的陌生,它不是给我们更多新信息,而是给予我们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所谓的冒险就是: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它们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确实,捷克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会因为吸烟人群所引发的相关疾病而增加的医疗保健开支,从而受到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也有积极效应,并且这些积极效益累加到了账簿的另一面,积极效益包括,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通过卷烟产品而获得的各种税收收入,但也包括政府因为吸烟人群过早死亡而省下的医疗储蓄,例如养老金储蓄——不必支付退休金了——还有,老年人住房费用。


我认为,如果在你所生活的社会里,政府无须对财富进行再分配,那么,有些人便会积累大量财富,以至于生活在我们这个假想社会中的人们将无法以公平的基础起步,他们的余生都要以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平竞争方式度过。


国家拥有我的部分所有权,这意味着什么? 思考一下,你就会得出答案:我是一个奴隶。我不是自己的主人。


一些人认为,像盖茨这样的人成功应当归功于社会对其成功的支持,因此他们通过纳税来偿还这笔债务。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

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

对我们的孩童,你希望他们懂得科学就好,可是你也羡慕那些传统信仰没有断裂的人。


万万没想到

万维钢(同人于野)

在这个阶段,什么知识学过什么知识没学过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没学过就立即去学,总之必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思维密集度=准备这个读物需要的总时间/阅读这个读物需要的时间


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多,因此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围棋:你走一手,牛人也走一手,牛人获胜并不是因为他走得比你多,而是他每一手都走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执行这样的效率,需要钢铁般的意志。谁能做到不看无聊的文章,谁能做到不去刷新网页,谁能做到不看电视新闻?牛人都能做到。


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多,因此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围棋:你走一手,牛人也走一手,牛人获胜并不是因为他走得比你多,而是他每一手都走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执行这样的效率,需要钢铁般的意志。谁能做到不看无聊的文章,谁能做到不去刷新网页,谁能做到不看电视新闻?牛人都能做到。


很多读书方法教人怎么用最快的速度读完一本书,而那些有必要快速读完的书根本不配让我们读。


道格拉斯口才极好,常出妙语,但是他告诫听众不要为妙语鼓掌。《娱乐至死》这本书是这么说的: 道格拉斯甚至批评他的听众,说他需要的是听众的理解而不是激情,说他的听众应该是沉思默想的读者才好……阅读要求的是理性思考.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偶然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三行情书

北川理惠

提前到了约好碰面的地点。

本来想故意迟到点的,但还是不行。

敌不过想见你的渴望。


很醇厚的味道…

嗯,我没办法像记者一样,为你描述它的美味。

所以,也就是说,下次一起去品尝吧。


“让你幸福一辈子。”

这样说的话总觉得怪怪的。

“我们一起变得幸福吧!”


收到你的短信,

问我“还好么?”

就是此刻,我精神一振!


收到你的短信,问我现在在干嘛。

“在发呆”我回道

——“在等你的短信”这样的话我发不出去啊。


生日,

并不是我的纪念日, 而是您的。

这件事在我也有孩子后终于明白了。


⊙冲绳县 16岁 男

没有带妈妈做的便当,

是因为发生了很重要的大事。

向您汇报,我交女朋友了。


⊙東京都 57扌/男性

田舎から妻と息子が帰ってきた。

「早く起きなさい。学校に遅れるわよ」と、いつもの声。

僕は、こんな日常にホッとする。

⊙东京都 57岁 男

妻子和儿子从老家回来了,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我像往常一样呼喝。

这样的平常生活最能令我安心。


らなくって 「猫、元気?」と書いた⋯ ⊙


⊙福冈县 25岁 女

写信给爸爸,

却不知写什么才好,

最后写了“家里的猫,还好么?”


⊙京都府 8岁 女

出门时,爸爸和妈妈总会一起,

就像磁铁的N极和S极一样粘得那么紧密。

我是多余的吗?


易中天品三国

易中天

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虽然不能叫皇太子,但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五官中郎将,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是当时文联作协的人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曹丕出来致悼词,曹丕怎么致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非常可爱啊。


董卓只好耍野蛮,比方说他聘请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这是一个大名士,请蔡邕出来做官,蔡邕说哎呀,老夫就不去了吧,董卓说你不去吗?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喜欢灭人九族。


上帝掷骰子吗

曹天元

爱因斯坦笑了:“好把戏不能玩两次啊。你要知道在原则上,试图仅仅靠可观察的量来建立理论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在谈论电子!它是如此地小而轻,以致于光子对它的撞击决不能忽略不计了。测量一个电子的位置?好,我们派遣一个光子去执行这个任务,它回来怎么报告呢?是的,我接触到了这个电子,但是它给我狠狠撞了一下后,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它现在的速度我可什么都说不上来。看,为了测量它的位置,我们剧烈地改变了它的速度,也就是动量。我们没法同时既准确地知道一个电子的位置,同时又准确地了解它的动量。”


索尔维会议是由一位比利时的实业家Ernest Solvay创立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一届索尔维会议于191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后来虽然一度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但从1921年开始又重新恢复,定期3年举行一届。到了1927年,这已经是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了,也许,这也将是最著名的一次索尔维会议。 这次会议弥补了科莫的遗憾,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人都如约而至。目前流传得最广的那张“物理学全明星梦之队”的照片,就是这次会议的合影。当然世事无完美,硬要挑点缺陷,那就是索末菲和约尔当不在其中,不过我们要求不能太高了,人生不如意者还是十有八九的。


1933年9月25日,埃仑费斯特在荷兰莱登枪杀了他那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然后自杀了。他在留给爱因斯坦,玻尔等好友的信中说:“这几年我越来越难以理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我努力尝试,却更为绝望和撕心裂肺,我终于决定放弃一切。我的生活令人极度厌倦……我仅仅是为了孩子们的经济来源而活着,这使我感到罪恶。我试过别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因此我越来越多地去考虑自杀的种种细节,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条路走了……原谅我吧。”


我们用一个稍稍简化了的实验来描述他们的主要论据。我们已经知道,量子论认为在我们没有观察之前,一个粒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的波函数弥散开来,代表它的概率。但当我们探测以后,波函数坍缩,粒子随机地取一个确定值出现在我们面前。


实验者认为中脑和丘脑是这种自由意识所在。但也有别人认为是网状体,或者海马体的。很多人还认为,大脑左半球才可以称得上“有意识”,而右半球则是自动机。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维度,都是指构造的希尔伯特空间,而非真实时空。事实上,所有的 “世界”都发生在同一个时空中(而不是在另一些维度中),只不过因为互相正交而无法彼此交流。


丝毫无损地穿透了该人的脖子,从而保持该人不死!当然这个概率极小极小,但按照MWI,一切可能发生的都实际发生了,所以这个现象总会发生在某个世界!


根据Shikhovtsev最新的传记,埃弗莱特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的“意识”会沿着某些不通向死亡的宇宙分支而一直延续下去(当然他不知道自杀实验)。但具有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他一家子都那么相信平行宇宙,以致他的女儿丽兹(Liz)在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中说,她去往“另一个平行世界”和他相会了(当然,她并非为了检验这个理论而自杀)


魔术的秘密在这里:当我们不关心一场比赛的具体比分,而只关心其胜负关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忽略了许多信息。比如说,当我们讨论一种历史是“胜,胜,平,负,胜,负……”,而不是具体的比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粗略的”历史。在每一轮联赛中,我们观察到的态Ak都包含了无数种更加精细的态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尤瓦尔·赫拉利

  • 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

  • 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 另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政治秩序。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 严格来说,真正的“文明冲突”其实是“聋子式的对话”(dialogue of the deaf),也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但像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他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

  • 于是,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朝代崩溃,这种政治理论主流就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 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 在19世纪末,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只是这次另一方换成英国主人。有一则著名的逸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上了西式舞蹈的课程,甚至还养成了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他一样的“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这点在碰上不悦的时候格外明显,像是感觉疼痛的时候,只要疼痛持续,我们就一直感到不满,用尽办法想要解决。然而,就算是遇上欢乐的事,我们也从不会真正满足,而是一直担心这种欢乐终将结束或是无法再持续或增强。有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爱情,但等到真的找着了爱情,却还是不满足。有的开始整天担心对方可能会离开;有的又觉得自己太过屈就,应该再找更好的人。(而且,我们也都认识某些人,又担心别人离开,又觉得自己屈就)。

  •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 典型的前现代统治者会赞助牧师、哲学家和诗人,目的是请他们让他的统治合法化,并且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要他们发明新的药物、武器,或是刺激经济成长。 但在过去的500年中,人类越来越相信可以靠着投资科学研究提升人类的能力。而且这不只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经过了反复的证明。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手中握有资源的富人和政府也就越来越愿意投入科学。

  • 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某些章节可以总结成某个明确的方程式。也有些学者想仿照牛顿,将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整理成简单的公式,却发现这些领域实在太复杂,不可能依样画葫芦。

  • 令人不胜感慨的是,就算死后,科学与进步并未就此放过他们。最后几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遗体被人类学家和博物馆长以科学之名取走,进行解剖、测量长度和重量,再分析发表成所谓的科学文章。接着,他们的头骨和骨架再被陈列在博物馆里,成了人类学的藏品。

性学三论

弗洛伊德

  • 在最原始社会,人类的身体是阴阳结合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发展演变,由于某种因素,另外一种性器官逐渐萎缩而没有发育完全的,只留下了某种不易觉察的痕迹,于是,人就变成了现在的单性人。

  • 传说,希腊时代的性颠倒者十有八九都是相当强壮的人,他们喜欢一个同性肯定不是因为他是男的,而是喜欢上了这个男性表现出来的类似女性的那种娇羞、恬静、纯真、惹人怜惜的神态和柔弱的体形。

走出帝制

秦晖

  • 政党只要求彼此政见相合,而会党则要求党员忠于党魁个人;